乾元元年,腊月十八日,金陵。
李克用攻入幽州的消息,便是随着江北的朔风一吹到金陵的。
天色灰白,秦淮河上薄雾低垂,宫城内外的鸱吻染上一层黑灰,雾蒙蒙、黑压压。
金陵这几年的天气越发灰蒙了,这倒不是天气的原因,全是城内的那些工厂。
尤其一到冬日,风向从江北压下来,城北、城西、城南几处官办作坊区的烟气就更不容易散了。
再加上这几年,民间城里的织机坊、造纸坊、玻璃坊、灰泥窑、砖瓦窑都大面积围绕在秦淮两岸边地,这种雾蒙蒙的天就更是成了日常。
之所以如此,全是因为这些工坊全部都是要吞吐石炭的。
石炭这东西当然好。
比木炭便宜,也比柴草耐烧,尤其是炼铁、烧砖、熬胶、煮浆,若没有这东西,大明如今这么多作坊根本撑不起来,也不会有此般行销海外的商品能力。
可哪有光吃肉,不挨打的?
而这呛人,刺鼻的煤烟便是其中最大的弊端。
每日天还没亮,城西那些高高矮矮的烟囱就先吐烟,起初是一缕一缕,后来便成团成片,黑灰色的烟气从作坊区翻出来,被江风一吹,就贴着城墙、河道、坊市,钻入寻常百姓家。
这种烟气可和寻常的雾气不同,那真是一落下来,就是一层灰黑。
城中卖粉食的铺子,若没有把笼屉遮好,一上午下来,蒸饼面上就有细细一点黑星。
秦淮河边的洗衣妇最恨这天气,刚漂干净的布,晾在竹竿上半日,收下来时边角便发灰,拿手一搓,全是煤尘。
有些外地来的士人初到金陵,还感慨这江南帝都烟水迷离,宛若画中。
可但凡住上个十日半月的,就晓得这烟雾的厉害,开始想自己那除了穷,什么都好的家乡了,可你让他走吧,他还宁愿吸灰也要死赖着。
这就是大明,一个有光有暗,有里有面,光怪陆离,也是如此真实的大明。
其实这几年金陵的确变化很大,尤其是大明开朝后,就更是一日千里。
以前的金陵,龙气在石头城旧台,在乌衣巷门第,在秦淮画舫,更在六部衙门前的冠带往来。
可现在的金陵,龙气化为两分,一分还在宫城和衙署里,另一分却已经挪到了这些工坊中,在煤炭和钢铁上!
所以真正的有识之士从不讨厌此时的金陵,甚至更赞美这个灰烟缭绕的时代。
但你要让他们住在金陵,那是万万做不到的。
因为赞美煤烟和自己去吸煤烟,到底是两回事。
所以这几年金陵城里最有意思的变化,便是许多权贵嘴上一面称赞工坊兴盛,说这才是大明气象,一面却悄悄把家眷往城郊送。
钟山南麓、玄武湖东岸、雨花台外,秦淮上游,乃至江宁县周边景色清丽的地方,都多出大量别业。
这些宅子倒不一定都修得多奢华,至少明面上不会太张扬。
毕竟如今圣天子在朝,督察院、锦衣社在左右,盯贪腐盯得很紧,谁也不敢在新朝初立时,尤其是在准备北伐大业的节骨眼上,做享受富贵的出头鸟。
可上面有政策,而这些了解政策,甚至本身就是执行政策的人,自然就有应对的办法。
宅院不求雕梁画栋,却一定要背山临水,门前种树,院中引泉,书房朝南,总之大院深深,自成一体,外头怎么都看不进里面到底何等光鲜。
于是,金陵城里便出现了一种很新奇的现象。
白日里,六部衙门、军器监、都督府、十二院、大学堂、诸司衙署前仍旧车马如流,冠带往来,看上去官气鼎盛。
可等到傍晚散值,各衙门前便是一片车马催促声,他们不再是回城内的旧宅,而是坐车出城。
所以到了傍晚,金陵各街真就是车水马龙!
有的从聚宝门出,往雨花台、江宁方向去;有的从太平门出,往钟山、玄武湖方向去;有的沿秦淮水路乘小船回去,船上挂着灯,后头还跟着仆役撑的小舟,专门载文书、食盒、换洗衣物,直到自家庄园后的私家小码头。
到后面,那群年初才刚封的大明公侯勋贵,也开始加入到了这等潮流中。
城里的老宅不卖,也不能卖,毕竟祖宗牌位、门第名声、会客体面都还在城内,可他们实际居住的地方,却逐渐挪到了城外。
于是很多金陵体面人家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“双城”景象。
白日里,金陵大宅依旧光鲜亮丽,可晚上除了留下仆役和扈兵,家中主母、孩子、妾室、女眷,多半都搬去了城外的庄园“避烟”了。
这个“避烟”二字,说起来也颇为玩味。
一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承认,觉得自己拿着朝廷俸禄,享受着工坊带来的好处,却又嫌弃工坊烟灰,是有点不晓得与民同苦,非常不符合大明的价值观。
所以对外都说是避暑、养病、静读、教子。
可后来这事做的人多了,大家也就不装了,见面时直接问:
“府上也避烟去了?”
“是啊,孩子咳得厉害,住不下去了。”
“那你家去哪里?”
“钟山脚下盘了一处庄子,水倒好,就是路远。”
于是,避烟渐渐成了金陵权贵间一种心照不宣的体面。
可这也带来了新的麻烦,那就是清晨入城的人太多了。
每日天不亮,各城门外便排起车队。
官员的车、富商的车、作坊主的车、送菜送炭送鱼肉的车,全挤在一处。
一次,许国公家的马车被一辆运菜的贩车给撞了,撒了一车的白菜。
虽然后面许国公家的家眷“不计较”,但很快上面就给五城兵马司下了新的条文。
于是后面进入金陵的车道,直接划分出了官车道、货车道、民车道,又在几处城门外增设茶棚、马棚、候鼓亭。
有些小官住得远,怕误了点卯,干脆就在衙门附近租个小屋,平日自己值宿,五日十日才回城外见妻儿一次。
久而久之,金陵城里又多出许多专门租给官吏的小院。
这些院子不大,胜在离衙门近。
一间卧房,一间书房,一个小灶,院角能拴马,门前能停车,可价钱却比从前翻了几倍。
房东们自然笑得合不拢嘴,背地里说,朝廷开工坊,烟熏的是大家,发财的是咱们,美好,实在美好!
同一片天空,煤烟之下,众生平等。
可权贵们可以选择优雅的“双城”生活,既享受金陵权力的便利,又可以享受周边庄园的清幽。
可生活在金陵的百姓们,当然是没这个条件离开的,他们的吃穿用度全来自这座巨大的城市。
不过,在这样的环境下,他们也有应对之道。
靠近作坊区的人家,窗纸要糊两层,外头再挂竹帘,帘子每隔几日就要拿下来洗。
卖蒸饼、汤饼、馄饨的铺子,早早就在灶台外头支起纱罩或木盖,就是防止煤灰沾染食物。
而如一些布店、纸铺、药铺最怕煤尘,门口更是常年挂湿帘,肆内的伙计一天要洒水数次。
至于秦淮河边的洗衣妇们,自也有其应对的手段,也开始学会看风向了。
若风从城西工坊那边来,便不晾细布,只洗粗衣;若风从江面来,才敢把店里体面人家的绫罗拿出来晒。
当然这一切都是成年人对煤烟的爱恨,夹着阶级、贫富、权力,如此也许是真实的,但也许也是扭曲的。
只有孩子们的眼中,这飘洒在金陵城内灰雾是寻常。
他们在巷子里玩闹,扮演着军戏,脸上没多久便能积出黑灰,鼻孔边也总是灰的。
有下工回来的母亲看到了,揪着儿子耳朵拽回家,一路骂,一路用绣帕帮孩子擦,到家时,布都黑了。
但孩子们依旧以此为乐,甚至还彼此嘲笑对方是军器监的大匠。
为何?因为金陵城里,最黑的就是这帮人了。
这话传到军器监,倒让那些匠户们笑了好几日,却内心骄傲。
原因很简单,如今在大明的薪俸体系中,他们拿的钱真算是多的了。
一个军器监的熟练铁匠,一个月的钱粮抵得上寻常脚夫三四倍,若能铸造、调火、识矿、管炉,那更是被各坊抢着要。
所以金陵很多普通人家就早早规划了孩子的出路,就是先送孩子读蒙学,上家附近的小学,然后就报考金陵工州学,出来后直接入军器监做匠人。
这在从前是想都不敢想的,要晓得匠人是叫匠户的,是真正低贱的行业,哪有识字的做这些的?
但没办法,在大明现在越来越认钱了,老百姓也越来越在乎钱了,所以哪个行当赚钱多,哪个行当就理应被人羡慕。
当然,对于金陵如今这般黑烟雾绕的场景,抱怨和批评从来不少,甚至最集中在清流和朝堂。
一些礼部的官员批评烟气污了都城气象,说帝王之居,当清明肃穆,不该昼夜炉烟如冶铁之所。
但这些批评当然会被那些工部的人针锋相对,大言工业的力量!甚至叫嚣,工业就是美的!这污染和灰雾更是大明强盛的象征!
总之两边是争吵不断,谁都不会说服对方的。
其实也不是没人建议,工坊固然重要,也着实是强国之基,可为何不能将之转移到其他地方呢?
这样既有金陵的锦绣日丽,又能有大明的强盛之基。
这些说法一度是非常有市场的,也符合普通人的认知,可很快这些论调就渐渐消失了,为何?
因为你不应该问为何没将工坊放在其他地方,而是应该问,为何会被集中在金陵!
说到底,一层是钱,一层是权。
先说钱。
工坊这东西,单看一座炉子、一架织机、一间纸坊,好像搬到哪里都能做,可真做起来,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
一座炼铁坊旁边,要有卖石炭的,要有运矿砂的,要有拉风箱的木匠,要有修炉壁的瓦匠,要有会看火色的匠头。
还要有打造铁锤、铁砧、铁钳、铁模的铁器铺,还要有给工人做饭的饭铺、卖酒的脚店、修鞋的皮匠、借钱周转的柜坊。
织机坊也是一样。
你要织布,先要有棉麻丝料,有染坊,有浆坊,有梳纱的妇人,有修织机的木匠,有卖梭子的铺子,有收碎布头再利用的小贩,也要有专门帮你把货送到码头的车夫船户。
纸坊、玻璃坊、砖瓦窑、灰泥窑,皆是如此。
这些行当看着各做各的,实际上却是彼此纠缠在一起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可你要是单独把一个玻璃坊搬到五十里外,起初看着是远离烟尘了,可第二日就会发现,烧炉的石炭贵了,修炉的匠人找不到,做好的玻璃要运回来卖又多一层车脚钱。
到最后,光运费、误工、损耗,就能把坊主的利润吃得干干净净。
所以这些工坊为什么围着秦淮、龙江、城西、城南扎堆?
因为这里什么都有。
有江船,有码头,有仓场,有牙行,有钱庄,有工匠,有订单,有军器监,有市舶司,有大学堂和十二院里刚刚出来的年轻学士,有满城想挣钱的闲汉、妇人、半大孩子。
只要你在金陵开坊,今日炉子坏了,半个时辰就能找到修炉匠;明日缺麻布,过一条街就能找到供货商;后日军器监忽然改了铁件样式,下午便能把样件送到坊里。
这就是集中在一起的好处,货快,钱快,人快,消息更快。
一处新式织机若在城南织机坊里试出来,三日内城西的木匠就能仿做,五日内大学堂算学馆的人便能来量齿轮,十日内市面上就会有人争着买。
一座新炉若炼铁省了三分石炭,消息传出去,各坊坊主立刻就会带着重金来拉拢那个匠头。
这些东西若分散在各州县,消息要走一个月,人要跑两个月,等学会了,黄花菜都凉了。
所以工坊扎堆,本身就是在省钱,也是在生钱。
这道理,那些礼部清流当然也未必不懂,只是他们不愿意说,毕竟又和他们没什么关系。
此外,金陵还有另一个地方比别处强,那就是什么东西在这里都能卖出去。
大明现在最肥的市场就在金陵。
官府要货,军队要货,商号要货,海商要货,学校要书,百姓要布,贵人要玻璃窗,市舶司要拿去海外换香料,马匹、皮货、银钱。
一个坊主在别处做出东西,还得愁卖给谁,可在金陵,他愁的是订单太多,怎么更快生产。
尤其那些跟朝廷有契书的作坊,只要东西合格,军器监、工部、市舶司便按数收货,钱粮不敢说有多快给结,但只要你拿着单子去光大钱行去贷款,那就一定能贷得出。
如此,钱转为货,货又转为钱,如此往复,财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膨胀。
做生意为了什么?不就是为了钱?别说是吃点灰了,吃屎都也只是犹豫一下!
再多犹豫就是对钱的不尊重!
所以你让那些坊主离开金陵,他们嘴上会说陛下圣明,朝廷深谋,可真要让他搬,他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。
你当谁都能在金陵办厂啊!他们花了多大的代价,结交权贵,花钱如海,上下打点,就为了舒服,要离开金陵?开什么玩笑呢!
当然,这是商人以及产业方面的考虑,对于朝廷来说,却考虑的是权!
而且这个更要紧,只是也不好说在明处!
如今大明的工坊,尤其是炼铁、军器、船场这些地方,早就不是寻常买卖了。
刀枪甲胄、弩机战船,这些东西若散在各州各县,看起来是金陵清爽了,可各地豪族、州县官、旧军头也就有了自己的武备来源了。
尤其是现在大明在火药上面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了,虽然还没能很好地融入战场,可也绝不可轻视。
从上个藩镇时代过来的大明公卿们,如何会让这些东西再落到地方手里?
所以不是工坊为何集中在金陵,而是必须集中在金陵。
因为工坊就是力量,就是生产力!
而从古至今,谁掌握生产力,谁掌握力量,它就是王!
还有一点,就是朝廷要立样子。
新朝大明要告诉天下人,什么叫大明新制!
这种新的以钱和市场为核心的体制,是和前代以身份和权力为核心的旧制决然不同的。
所以大明必须先在金陵这边打通这套体制在各方面的适应问题,培养一批相关人才,这才能在全国各地推广。
等在方方面面成熟了,成了样板,再往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明州、广州、江陵、洪州这些地方分出去。
所以其实金陵这般灰蒙蒙的场景,说白了,就是日后大明各大城邑的预演!
无怪乎,九重天上的大明圣皇陛下就说,我们下个时代,是煤与铁的时代!
当然,这话也就是朝廷官员说出来好听,可落在秦淮河边那些洗衣妇耳朵里,多半要骂一句:
“那凭什么先熏我家?”
这话也没错。
所以这世上的理,常常两边都对。
朝廷说集中工坊有利国计,没错。
工部说工坊扎堆能省钱省力,也没错。
百姓说自己晚上咳嗽咳得睡不着,更是没错。
权贵一边赞美工坊,一边跑去城外避烟,自然很可笑,可他们也不过是把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做得更体面些。
真正没得选的,还是城里那些靠这口饭活着的人。
他们骂煤烟,也离不开煤烟。
他们嫌工坊脏,却也指望儿子进工坊拿高钱。
他们抱怨金陵越来越不像江南旧都,可若让他们回到过去那个风雅干净,却没有活计、没有工钱、没有蒙学、没有军器监招工榜的金陵,他们又多半不肯。
所以金陵就这样在矛盾里一日日长大。
一边是宫城里新刷的红墙,一边是墙外擦不干净的黑灰。
一边是六部衙门里写着北伐军需、天下经制,一边是城门外权贵车马排成长队,赶着回城郊干净宅院。
这不是一座单纯光明的新都,更不是一座单纯腐烂的旧城。
甚至某种程度,金陵是一处心脏,一处将要改变天下和历史的动力之源。
只是,它太新生了。
所以,光与暗、富与穷、洁净与污秽,体面与肮脏,都在同一片天,同一片烟、同一座城里,彼此相厌,却又彼此相生。